在美国曾经有一户家庭做了个实验，禁止成员在一年内使用任何中国制造的产品。结果不到半年，家庭成员纷纷表示“痛不欲生”。如果要在高尔夫领域做同样的实验，那么参与者可能要光着身子下场。 凭借技术与成本的优势，“中国制造”在高尔夫领域的优势依然牢固。从球具、服装、球鞋再到球Tee、练习器等各式小配件，中国都是全球范围内最主要的产地。“中国制造”四个字，一方面意味着国际知名品牌打造的高质量、高科技产品，另一方面却又与低端、山寨、假冒扯上关系。 从一手包办到分工合作 穿行在东莞塘厦的大街小巷，不时能看到打造“世界高尔夫名镇”的宣传横幅和标语。这个从前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因观澜湖高尔夫球会的落户而被人认知。其实，除了世界第一大球会所在地的名头，塘厦还是目前中国最大的高尔夫球具生产地。塘厦目前聚集了140 余家高尔夫生产销售企业，占据着全球高尔夫球杆生产的半壁江山。据塘厦镇政府刚刚发布的官方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全镇高尔夫产业产值达9.56 亿元，同比增长3.1%。 高尔夫“中国制造”的历史，可追溯到上世纪的90 年代初。中国高尔夫产业发展刚刚起步。看准中国大陆广阔市场以及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有利条件，已经在球具生产拥有国际话语权的台商纷纷来到广东投资建厂。东莞因为地理与政策的优势，成了主要的目的地。 尽管一些生产线看上去有些破旧，但中国高尔夫市场销售的球杆大半都来自这里. 最初的球杆代工生产走的是集中化的路线。从杆头的铸造到抛光、美工再到组装都由一家工厂负责。这种模式投资大，风险高。对品牌来说更是如此。它们把订单压在一家或几家大厂。工厂都掌控了生产的全过程，一旦其中有人用心不良，或者出现管理漏洞，就容易让品牌的设计甚至成品通过非正规渠道流到市场上。这些“工厂货”因为售价比正式市场售卖的产品便宜，曾经一度炒热东莞当地的地下球杆买卖，并对品牌造成了不少伤害。 随着成本和风险的逐步提升，这种一手包办的方式开始出现改变。不少掌握了生产技术人才跳出了这些所谓的“大厂”，开创自己的事业。由于他们大多缺乏资本，所以创办的工厂规模不大，只能从事自己最拿手的一道工序。由于是专攻一门技术，所以其单道工序的质量往往比大厂还要好。于是，越来越多的品牌相继地将生产的众多环节拆散到不同的工厂。这种分工合作的生产方式，让品牌避免了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中的风险。而且就算其中有工厂想开“小灶”，也只能是仿制一个工序，大多是个半成品。

现在，在整个珠三角地区，只有为数不多的一条龙生产的大型工厂。更多的是像塘厦当地一样的，以分工合作的方式经营的生产企业。而球杆生产企业的投资人，也由原来的台湾老板，变成了曾经为他们打工的技术工人。 从打工仔到老板 塘厦铁汉运动用品公司创始人杨发铁与塘厦强峰高尔夫制品厂负责人陈光辉便是其中的代表。 1996 年，杨发铁进入东莞一家球杆代工生产企业。“当时进去是做普通工人，我负责抛光的工序，刚开始车间生产线不允许到处走动，每个人只负责自己的生产流程，但后来慢慢混熟了，就到处乱窜，哪个部门缺人就去哪里，哪个环节需要帮忙就趁机会学习。” 到2001 年离开时，在一线摸爬滚打五六年的杨发铁凭着一腔热情和一丝巧劲掌握了球杆生产的全套工艺流程，但艰苦的工作环境让他至今难忘。“那时候生产线上工资最高的就是抛光，勤快的一个月赚万八千很正常，但是很辛苦啊，身上没干净过，出来的鼻涕都是黑色的。” 与杨发铁相比，陈光辉的入行的时间更早。“1994 年就进工厂了，到现在都快20 年了，90 年代初的时候，大陆人对高尔夫的认识很浅，没经验没技术，当时都是台湾人做的工厂，我们就进去学习，现在懂技术的人很多了，反正我这20 年一直就做的是球杆，从来没换过，也不知道其他能做啥。” 2001 年，杨发铁离开了打工近6 年的企业，打算自立门户。“我发现我们做的球杆在外面卖价很高，几千几万一套都有，但其中的生产成本我是很清楚的。我觉得球杆这门买卖有市场，有赚头。” 依靠在工厂打工时积累的人脉资源，杨发铁开始自己倒腾球杆。“因为有的工厂出货后有一部分剩余，或者客户几年都没有取走，存在积压货，大品牌的工厂会直接毁掉，不可能流向市面，但是有些小厂监管不严，库存就当废铁卖出来，我就通过工厂的朋友拿到货，三五十拿出来，七八十我就卖，能赚一点是一点，当时大多是不起眼的小牌子，就是想积累一些销售经验。” 那期间，因为市场需求的庞大，杨发铁东奔西跑，甚至在广州芳村也开过专卖店。2008 年，他在塘厦镇距离观澜湖球会东莞会所不远处盘下了门面，售卖的同样是各类小品牌球杆。而与此同时，他奔走忙碌的脚步也从没停歇。“难啊，开始那会手机没彩信，自己没车开，经常搬着货赶公共汽车。那时候我有工厂的人际关系，也常会引荐一些客户给工厂的负责人，但后来他们接上头之后，客户直接就给工厂下单，把我撇在一边，像这样白做雷锋的事情那阵子我也没少干。” 欺诈与乱象 在多年球杆生产和销售的日子里，杨发铁渐渐发现，其中存在着不少欺诈和乱象。“大品牌球具的代工工厂虽然监管相对严格，但也避免不了疏漏，有些人会钻空子，把模具和图纸想办法搞出来，自己在外面的小工厂加工生产，虽然他们掌握生产技术，但是大品牌球杆生产的原材料，他们没有进货途径，就是有，他们也会考虑成本问题，所以就会找一些廉价的材料替代，这些假杆从外观上几乎看不出真伪，但假杆打起来的手感和声响都差很多，而且杆身容易折断，杆头容易爆裂。” 杨发铁还告诉记者，因为2000 年前后市场对于球杆的需求量巨大，一些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现象那时都会发生。“那几年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商贸城，一天都可以成交几千套球杆，因为7 号铁特别好卖，很多厂商就把5 号6 号铁杆头的数字抹掉，重新刻上7的字样，拿出去一样卖，虽然一看角度都不一样，但那时候人不懂，改头换面的杆照样有市场，没办法，当时需求量太大了。” 与假杆相对应的还有山寨杆。杨发铁说：“因为造假风险很大，很多小工厂拿到大品牌工厂的模具后，在杆头外形上做一些改变，就成了山寨杆。还有一种情况是和大品牌代工工厂有关系，每次比订单多生产几百套，然后通过各种渠道运出来卖，这个严格说应该不是假杆，但售价便宜，因为说是真杆也没人相信。”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牌 从2001 年离开工厂时，杨发铁的心中就萌发了创业的梦想。“我们这些从工厂出来的人感受最深，现在知名品牌的球杆几乎都是在中国做代工，中国人掌握着技术，但为什么没有中国的民族品牌。” 2003 年的一天，杨发铁拿着自己设计的7 号铁图纸，找到了一个工厂的朋友，委托他按照图纸做出了一个7 号铁的模具。那次杨发铁花费了1000 块钱，还请客吃了麦当劳。“当时就想做自己的品牌，那些年倒腾球杆的时候，我的名片上都写着铁汉，但因为各种原因，那个模具还是没能真正生产。”2011 年，倒腾了10年的杨发铁终于铁了心创立自己的品牌，1 年多以后，他如愿注册成功。 与杨发铁一样，陈光辉也有创业的经历。但无论是杨发铁还是陈光辉，都有着自己的困惑。 陈光辉1994 年进入工厂，2008 年开了属于自己的强峰高尔夫制品厂。他的厂子规模不大，在塘厦属于中小型企业，每年生产旺季时，50 人每月能生产两万多支球杆。像他这样规模的厂子，在塘厦就有几十家。 陈光辉的厂子经营的主要业务是小品牌的代工生产，同时也代理销售另外一些小品牌球杆。陈光辉说，现在小厂的生存状况越来越难，他刚刚搬了新厂房，为的就是客户来参观生产线和机器设备的时候能留下好印象，好放心的把订单交给他。但提起创立自己的品牌，陈光辉沉默片刻后说道：“暂时没考虑。” 与杨发铁相比，陈光辉的技术和经验绝不落下风。但他担心的是，如果创业，怎么让别人接受自己的品牌。“我们有技术，而且我做了这么久，什么材料搭配好打得远，我都太了解了，但关键是怎么推广品牌，这是最难的地方，我一个人的力量太单薄了，需要你们媒体和政府的帮助才行啊。” 杨发铁起初也有同样的担心，甚至至今品牌推广都由他自己亲力亲为。参加展会、赞助比赛、赠送领导、微信营销都是杨发铁的好办法，采访的前几天，他还在广州参加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这些年中国打球的人越来越多，但是还是对国外的品牌认知度较高，民族品牌很少有人过问，可能是前几年国内假杆现象比较严重，现在大家提起国产的品牌，都下意识与假杆、山寨货联系起来，甚至都懒得试一下，这种情况我们想发展就很难。” 中国梦 杨发铁和陈光辉都有着一个关于高尔夫球杆制造业的中国梦，他们相信很多掌握生产技术的中国人也有。杨发铁总是在强调自己创立民族品牌的初衷：“有十几亿人的中国给韩国日本做代工，想想都憋气，现在国产球杆的质量不比国外品牌差，价格还便宜很多，这是为人民服务的好事情，但是我个人力量太渺小了，现在的阶段我其实就是利用各种方式在聚集人气，不光是为了我的品牌，更为了所有民族品牌。” 杨发铁告诉记者，在广东，像他和陈光辉一样懂得球杆整套生产工艺流程和技术的人数以千计，但真正创立了自己品牌的人十个八个可能都没有。“现在不缺生产技术，缺的是资金和产品研发人才，塘厦镇政府现在对自主品牌也有支持的措施，行业协会可以为企业做贷款担保，我觉得懂技术的人如果能联合起来，政府再多些政策和资金支持组件研发团队，那咱的中国梦绝对做的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