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球场已遍布全国，而中国对高尔夫的了解似乎仍然有限。拿我来说，10多年前头一次拖着球包去美国打球，惊异于找不到球童服务而手忙脚乱；后来多去几次，渐渐习惯了自已看码数、选球杆，自己到树林里去找右曲球及到水塘里去捞左曲球，连同耙沙池、补草痕、拔旗杆、修果岭，还要随时用眼睛余光去留神同组的人是否需要帮忙。时间一久，却也觉得这样的打球方式使人乐在其中，还认为这才是原汁原味的高尔夫……但是，我又搞错了。 　　原汁原味的美国高尔夫不是我所见到的样子，反倒有点像今天中国这个样子。 　　距今80多年前，即20世纪20年代经济大萧条前夕，这10多年被称为美国的黄金时代。那时，全美1,000多家球场充斥着15万名球童，一个球会的球童少则100余人，多则350人。考虑到当时美国的人口比例，球童们的相对人数并不比中国今天的少。球童有全职也有兼职，大都是家境不富裕的孩子。由于高尔夫旺季与学校假期重叠，年轻人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赚点小费以贴补学费。 　　如果稍加比较就会发现，在各项体育运动中，高尔夫球童是唯一特殊的存在，在其他运动项目中找不到与高尔夫球童的对应物。那时球童是令许多年轻人羡慕的美差，美国社会学家列出起码3项诱人之处――除了有一份现金收入外，还有机会接触高尔夫运动并模仿技术。再有，作为一个具有排他性的小群落，球会是唯一令贫寒子弟可以窥探上流社会隐秘生活的窗口，并使两个社会阶层的人可以在此互动。 后者甚至丰富了美国生活话题，球包的主人与背球包的球童的故事是当时主流文学题材之外的一个分支，这些故事当中，富人永远是愚笨、抠门儿和经常作弊的角色，球童永远是饱经磨难而出人头地的成功者。其实，中国球友如果有机会到中国球场发球台旁的小屋去“卧底”，也可以听到中国球童对球场会员与访客的评头论足。 　　美国球童中也确实产生过一批伟大的球手。由于富人球员年龄偏大，脂肪偏多，几乎不可能成为未来大赛中夺冠的杰出选手，一时间做球童是培养优秀球员的必经之路。如大名鼎鼎的萨拉森、哈根、霍根、尼尔森等人，他们影响了高尔夫此后的发展进程。这一点也像80多年后出身于中山球会球童的张连伟和梁文冲，只是前一批美国球手更牛、更雷人也更振撼，他们因为屡屡打败雄霸高坛的英国人而成为举国上下崇拜的英雄。 　　为一般会员和球友服务的球童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美国业内人士与社会学者把这个变化归咎于高尔夫电瓶车的出现，排挤了球童的生存空间。我想，当然会有更深层的缘故。二战后美国就业机会的扩张、劳务成本的剧增，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深植于美国文化中的平等精神和根深蒂固的反贵族态度。 　　至今，美国老派人士仍在诅咒高尔夫球车。他们抱怨球车的道路割裂了球场流畅的自然景观，大大降低了打球的运动量，还丧失了不同人群和谐交流的机会。就在此后，中国取消球童服务的辩论才开始七嘴八舌。 　　今天我正在与一位好朋友打球，我把天津杨柳青取消高尔夫球童的新做法告诉了他。当时陪伴我们的是两个广东女孩。一个热情外向，对我打好的每一杆都发出赞叹和鼓励；另一个沉默寡言，看线找球却十分认真。朋友问我：“在GPS和农家小妹之间，你挑哪一个？” 　　那还用问么？只要条件许可，人类本能总是趋向于更省劲儿、更舒坦、更有依赖。不过，再去美国打球我也很享受那种怡然自得，因为那里没人打手机，没人磨磨蹭蹭，没人脏言亵语，何况空气也很清新。 　　在GPS与农家小妹之间，我们不必要选择一边站队。我们早已习惯于大一统的一元化思维，何不去试试多样化的思维？这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过程。市场将做出选择，文化传统也会影响选择。 作者： 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