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来没有专职在学校当过老师，荣高棠、王军等大人物却都要尊称他一声“廖老师”，他就是廖国智。 　　20世纪60年代，受到越战的影响，台湾地区有很多驻台美军，这些美军又大多热爱打高尔夫球，于是当时的美军顾问团与老淡水高尔夫球场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老淡水高尔夫球场提供给美军150个会员名额，美军顾问团提供人员协助运营管理老淡水球场，而管理的内容也包括了老淡水球场的餐饮。于是，在市面上还见不到洋快餐踪影的年代，老淡水球场成了为数不多的可以吃到地道美式汉堡包、热狗、炸鸡和可乐的地方。对于年幼的廖国智来说，周末跟着父亲去老淡水吃东西成为童年特别期待的事情之一，若是赶上放暑假，廖国智更是天天泡在球场里 　　汉堡包吃出职业路 　　不同于很多台湾职业高尔夫球员，廖国智并不是出身高球世家。廖国智的父亲很喜欢打高尔夫球，是台湾最古老的高尔夫球场——老淡水高尔夫球场的会员，一到周末去打球时，都会带上当时才11岁的廖国智，那时吸引廖国智去高尔夫球场的动力根本不是高尔夫，而是美食。 　　20世纪60年代，受到越战的影响，台湾地区有很多驻台美军，这些美军又大多热爱打高尔夫球，于是当时的美军顾问团与老淡水高尔夫球场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老淡水高尔夫球场提供给美军150个会员名额，美军顾问团提供人员协助运营管理老淡水球场，而管理的内容也包括了老淡水球场的餐饮。于是，在市面上还见不到洋快餐踪影的年代，老淡水球场成了为数不多的可以吃到地道美式汉堡包、热狗、炸鸡和可乐的地方。对于年幼的廖国智来说，周末跟着父亲去老淡水吃东西成为童年特别期待的事情之一，若是赶上放暑假，廖国智更是天天泡在球场里。 　　吃了一两年的汉堡包，廖国智的父亲决定找教练正式教廖国智打球。平时看别人打得多了，廖国智倒也没觉得学高尔夫有多沉闷，反而觉得很好玩，学起来便迅速地上手了，短短几年，颇见成效。 　　廖国智15岁那年，赴美参加美国青少年锦标赛。由于台湾地区的服兵役制度，对签证的要求比较严格，还未服过兵役的廖国智能够去美国打比赛并非易事，找了各种关系，廖国智终于如愿以偿地踏上美国的土地。 　　到了一个全然陌生的国度，新环境的一切都让廖国智感到新奇和欢喜。参加青少年比赛的选手人数众多，实力也很强，这让年轻气盛的廖国智渐渐坚定了自己将来要走职业高尔夫这条路的决心，“美国梦”也从这时起在廖国智的心中扎下了根。廖国智在美国青少年锦标赛15－17岁年龄组打了三年，之后陆陆续续以业余身份打过一些业余公开赛，曾凭借外卡赴香港、印尼等地打亚巡赛，还参加了一些其他国际级别的青少年比赛。 　　1975年，凭借丰富的比赛经历和还不错的成绩，20岁的廖国智在台湾以“国手”的身份入伍服兵役，成为有限的几名因高尔夫特长而受到特殊照顾的参军者。廖国智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基本训练之后，就再也没有参加过之后的常规军事训练，得到部队的特批专心打球，所以在当兵的这两年时间里，廖国智的球技倒也未见生疏。 　　1977年，廖国智兵役期满，退伍后正赶上台湾高尔夫协会举办职业考试，廖国智一拍脑门就去参加了。如愿以偿，廖国智在这一年宣布正式转为职业球员。 　　美国梦碎 　　“我的运气还算是不错的。”廖国智回忆道。 　　转职业之后的廖国智成绩一直还算不错，除了在台湾打比赛，还会打一些亚巡、日巡的比赛，赚的奖金也可以养活自己。 　　1980年，廖国智遇到一位赞助商，而且这赞助商一下子就支持了他十年，路费与食宿有了费用，廖国智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去尽情追逐他的美国梦了。 　　可这美国梦并不是伸手就能够得到的。 　　1981－1982年，廖国智共参加了三次美巡赛考试，头两次连续落败，廖国智倍受打击。为了保持比赛的状态，廖国智在美国也会断断续续参加一些私人举办的有奖金的比赛(MINI TOUR)，这种比赛要交报名费，报名费的80%便会作为比赛的总奖金，基本上每场比赛有三分之一的球员可以拿到奖金，能勉强保本。廖国智在美国的日子里，就这样一边打着私人比赛赚点奖金，一边继续备考美巡赛。再一再二不再三，廖国智终于在第三次美巡赛考试中拿到1983年的美巡参赛卡，这也使他成为考上美巡赛的第一位华人高尔夫球员。 　　这一年的美巡赛生涯，为廖国智留下了不少美好的回忆。在成为PGA会员之后，廖国智得以享受到Class C级别的会员待遇。 　　有一次，廖国智与妻子去夏威夷度假，提前一天打电话去索尼公开赛的举办地卡帕鲁瓦高尔夫球场订场。原本第二天的开球时间全满，廖国智报上自己的名字之后，球场可以联网查询到廖国智是PGA会员，征求廖国智的意见是否愿意在正常开球时间最早一组前15分钟出发，廖国智果断地答应了。廖国智与妻子不到7点就到了球场，打完18洞结账时发现只收取了球车的费用，服务人员还贴心地问廖国智第二天同样时间是否还有兴趣再来。 　　虽说成功打进美巡赛帮廖国智圆了梦，但他这一年在赛场上的成绩并不算好。“当时我才70公斤，身形单薄，打球距离不够远，各方面训练也不太够。比赛时和美国的选手相比确实差距很大，一度觉得自己在美国混不下去了。” 　　20世纪80年代，底特律发生美国警察射杀日本人之后被判无罪事件，因此引发关于种族歧视的大规模暴动，法院重审判处美国警察有罪。之后还曾出现过几次与种族歧视有关的韩裔、越南裔等亚裔的暴动事件，尽管这些事并没有发生在廖国智的身边，但他突然意识到，美国并不是他曾经以为的和谐的世界民族大熔炉。“太平盛世怎么都好，一有事情非白人就是二等公民。”廖国智如此评价。 　　在泰格·伍兹还没有打出成绩的年代，美巡赛的赛场氛围多少也受到了一些种族色彩的浸染。廖国智注意到一起比赛的白人球员对亚裔球员的态度倒还算好，一提起黑人球员都会用“黑鬼”这样的侮辱性言语来形容。虽然矛头没有指向亚裔球员，这还是让廖国智感到有些不是滋味，他意识到白人骨子里的优越感是始终存在的，这也改变了他对美国的认知。于是，在打完一年美巡之后，廖国智放弃了继续在美国发展，于1984年重新返回亚洲，以亚巡赛、日巡赛作为主要战场。 　　在美国这些年的历练倒也没有白费，廖国智发现自己在美国打比赛时晋级都困难，回到亚洲竟然可以经常打到前十名，倒也乐得开心。不过，自从他在1987年被票选为台湾职业高尔夫协会副理事长之后，他的角色和心态逐渐开始有了转变。 　　1990年，廖国智35岁，在这个职业球员的黄金年龄，他决定不再把未来工作的重心放在打职业比赛上。“决定从赛场上退下来，并不是因为技术上的问题，而是我发现自己的心态不行，抗压能力不够。我算了一下，从1977年转职业到1990年决定退出，我打冠军组的机会有20次，最后却只拿了两次冠军，一次是在台湾，一次是在美国，都是不太大的比赛。每到最后几个洞总会崩掉，技术上的问题好克服，心理上的问题很难克服。”这时的廖国智经常忙于为台湾职业高尔夫协会办比赛找投资，也无暇分身去专心练球，转换轨道似乎势在必行。 　　廖国智淡出职业赛场之后，代表台湾职业高协在台湾筹办很多大比赛，赛事的筹备、策划、执行的经验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累积。最令廖国智津津乐道的是，1996年请到格雷格·诺曼到台湾打Skins Game，光是他所在的一组人就有一万多名观众在球场围观，这样的人气无疑已经证明了赛事的成功，也是廖国智从职业球员向赛事运营的完美转型。 　　“海峡杯”之殇 　　廖国智并不是第一个到大陆“淘金”的台湾高尔夫人，不过从时间上算一算，起码是第二个。 　　在上海，有个八几年就到大陆发展的台商，人送外号“蔡老爹”，他跟一些打高尔夫球的领导很熟稔。正值有一项名为“京沪对抗赛”的高尔夫友谊赛在上海举行，不少参赛的老领导和商人都想学习打球，可苦于当时大陆球场少，会打球的人更是寥寥无几。1991年，在蔡老爹的引荐下，廖国智第一次正式踏足大陆，之后便开始一年到大陆几周指导领导和商人们学习打球的“兼职”生活，而“廖老师”这个名字也是从这时候开始被叫开，并一直延续了下来。 　　“那时候到大陆教球还参加了一些青少年的活动，当时的很多学生现在已经做到高尔夫业球会老总的级别。后来碰到他们，还会跟我提起是我的学生，可那时候教过的人太多，我根本都记不起来。”廖国智很以自己的学生们为傲。 　　1992年，廖国智到了北京，那时的他也许万万没有想到，这座城市竟然会在未来的几十年在他的生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那时候北京的空气质量比现在还差，可能是因为当时工业污染比较多的缘故，空气中很多煤灰粉尘。打场球回来，衣服领子、脸、耳朵都是黑黑的一层。现在相比二十年前，已经好太多了。”虽然语言沟通和饮食上并没有什么不适应，但当时两岸在文化上的隔阂还是有些大，廖国智刚开始来的时候有些放不开，与人交流也略显拘谨。 　　1995年，位于广东肇庆的一家新的高尔夫球场开业，香港新鸿基集团在这家球场举办了一场肇庆名人赛，邀请参赛的对象包括时任中国职业高协主席王军、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副主席贺平、台湾职业高协理事长谢敏男、台湾企业家和信企业集团的辜仲谅以及台湾职业高协副理事长廖国智。比赛过后，这五个人坐在一起聊起莱德杯，聊着聊着突发奇想，为什么海峡两岸不来一场类似的比赛？而这件事便交由此时已经在台湾积累了不少办赛经验的廖国智。 　　廖国智一接到这项任务，便马不停蹄地开始筹备起来。1996年，廖国智正式提出这项队际对抗赛的具体方案，也就是后来一办十几年的“海峡杯”，为了运作这项两岸的赛事，廖国智在北京成立了誉智公司。 　　“办第一届‘海峡杯’令我最感慨的就是角色的转换。以前我当职业球员的时候，有老板找我打球得跟我约时间。做‘海峡杯’则角色整个转换，我要去求着那些老板让他们的秘书安排时间见我。”这种角色的落差，廖国智用了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才转换过来。 　　为比赛找赞助，无疑是摆在廖国智面前最大的难题。按照廖国智丰富的办赛经验，办一场比赛本是一件驾轻就熟的事，但因为海峡两岸关系的微妙与敏感，凭空为“海峡杯”这项赛事拉赞助带来了不少难度。 　　“以前从来没有人办过两岸的比赛，表面看这是一场两岸文化交流的活动，体育文化交流应该尽量撇开政治，但在实际操作上还是撇不开的。无论在台湾还是大陆，还是有厂商会有政治因素上的顾虑，老实讲‘海峡杯’一直有这个问题，这也是这十几年做得辛苦的主要原因。”廖国智如是说。 　　事实上，不止在拉赞助方面，在赛事的申报批准上，“海峡杯”也曾受到过政治原因的影响。“海峡杯”是在大陆和台湾两岸每年轮办，所以两边的办赛报批手续都由廖国智来负责跟进，个中艰辛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海峡杯”的头几年倒也还算顺利，尤其是正值台湾国民党执政的几年， 上报之后都会很快批准。可到了2000－2008年民进党执政的八年，两岸的关系陷入僵局，与两岸联系相关的活动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海峡杯”的办赛申请送到台湾“教育部”，压了一个月都没有动静。这使得廖国智不得不动用私人关系找“立法委员”，再透过“立法委员”找“ 教育部长” ， 申请的批示才交办下来。紧接着还要等“监管局”的批文，压一两个月才下来都是常有的事。即便是在这样的处境下，“海峡杯”还是坚持了十几年。 　　2008年，现任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高尔夫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张小宁找到廖国智，要求“海峡杯”的比赛在大陆举办的场次由中高协来主办。“我答应了他的要求，这对我来讲某种程度上还是种解脱，但不晓得为什么轮到大陆的这一届到现在也没有动静。也可能跟我不够积极也有关系，但没想到一拖就拖这么多年，我倒也乐得清闲。”廖国智的语气中有点无奈，“这两年有台湾的老板说把‘海峡杯’重新拿回台湾办，资金上不是问题，但我说在没有完全谈好之前不会贸然提出申请。以前每办一次‘海峡杯’都把我折磨得够呛，最近的市场也不是太好，不像以前还撑得过去。” 　　从“海峡杯”到1999年中巡赛的前身——“联盟杯”，廖国智从以前的一年在大陆几周，变为一年有300天常驻大陆，其中有一半时间在北京，一半时间在全国各地出差，最高纪录20天跑了10个城市。当时的国内职业赛市场还没有IMG等大公司的抢滩登陆，就是靠廖国智、戴耀宗等一批“拓荒者”苦心撑起来的。然而随着现在大陆高尔夫赛事运作方式和体制上的改朝换代，“拓荒者”们反倒没有了立足之地。 　　“像欧巡、美巡这种大赛级别的比赛运作，中高协取代和参与不了。如果是像我们这种在国内找赞助做比赛向中高协申报，赛事就直接被交给体制内的公司了，我费半天劲找来赞助商，结果没我什么事了。既然是这样垄断的方式，办比赛也就没什么意义了。东方之所以能一直把CLPGA办下去，因为所有的女子比赛几乎都在东方球场举行，某种程度上说东方集团是赞助商，有筹码与中高协谈。而我需要找赞助商找球场才能办比赛，扮演的角色跟东方也不一样。”廖国智尽管无奈，但似乎也已经接受了现实，“为了维持公司正常的运转，现在我除了做球场管理顾问和业余赛事之外，职业赛想都不想了。” 　　沉默的大陆 　　台湾地区总人口有2300多万人，打高尔夫的占近十分之一，也就是200多万人，而这200多万人中有一半会选择到大陆打球，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到大陆来谋生的高尔夫人。到大陆来“淘金”的台湾人多数是因为台湾的市场问题，有不少台湾的职业球员在退居二线之后选择到大陆的南方城市担任高尔夫教练，这里对教练的需求量比台湾要多得多，市场也比台湾的空间要大得多。 　　尽管台湾的打球人口仍然在持续稳定的增长，但台湾球场的数量并没有再增加，因为建造新球场的成本之高令很多投资商无法承担，只靠会员证销售根本无法收回球场建造时投入的成本。所以即便台湾的政策并不反对新建高尔夫球场，但近二三十年台湾都没有新的高尔夫球场再建起来。 　　“ 现在大陆高尔夫的现状就跟台湾八九十年代一样。”廖国智娓娓讲述，“那时候的台湾只有不到70个球场，其中营业执照上有‘高尔夫’三个字的球场也就是个位数。台湾当时的法令、发展跟不上，加上有环保人士一直在攻击高尔夫球场，理由就跟现在大陆的一些人说的一样，说高尔夫球场浪费水、破坏水土保持等。经过几次台风泥石流之后，这些话他们不敢再讲了，因为所有做高尔夫球场的地方都保护得好好的，那些种槟榔树和开发房地产的地方反倒遭了秧，环保人士反对高尔夫球场的观点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 　　1990年之前，台湾高尔夫球场“无照经营”的情况也被“国土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调查监管，这引发了一场台湾高尔夫业界的大游行。台湾职业高协出面申请游行，获批后，游行路线涉及的相关街道进行了交通管制。每个高尔夫球场派出一辆游览车，加上从业人员和家属，由150名台湾职业高协的会员带头站在最前面，从国父纪念馆游行一上午到“立法院”进行陈情。“立法委员”将陈情的材料收集上来之后交给上级，过了不久，高尔夫球场管理条例出台，将台湾现存的所有的高尔夫球场“就地合法”，缺什么手续的补什么手续。紧接着又出台了一个新球场的管理办法，由于办法中所设的门槛太高，实际操作上做球场也成本太高。 　　台湾土地面积本来就不大，寸土寸金，能做球场的山地大多已经做了球场，在平原做球场地价动辄需要8－10亿人民币，所以在球场合法化之后就再也没有新球场出现。 　　2014年7月12－25日，廖国智驾车近5000公里游历包头、银川、榆林、西安、运城、郑州，十几天打了十场球，由于西北紫外线太强，廖国智的胳膊被晒成了鲜明的黑白两种颜色。在这次的游历中，廖国智第一次去了包头的一家球场，据说在该球场建立之前，原来的土地上堆积了很多废弃煤渣，车子一过就漫天灰尘。就在这样的废弃地面上愣是建起了一座球场，廖国智在看过球场保留的原始照片和视频之后很是赞许。 　　“听说鄂尔多斯有个球场被推掉还原成了沙漠，又不占耕地又不占林地，只是因为领导一听‘高尔夫’三个字就生怕自己的乌纱帽不保，不分青红皂白把球场推掉，这些年政策上的处理有点过了。可沉默的大陆高尔夫人都不说，都在背地里说球场被推掉有多可惜多可惜，却没有人愿意站出来说话。”廖国智的语气中充满惋惜，但同时也对国内球场发展的现状进行了反思，“过去这三十年，大陆的高尔夫设计发展太过田园化，把草弄得太漂亮，成本肯定会增加，农药、肥料、水都要用得更多。你看美国公开赛今年的场地Pinehurst(松林球场)，球场改造已经开始将长草区恢复成原始沙地的地貌。全世界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这也就是美国最近几年所提倡的sustainablegolf(可持续高尔夫)。” 　　廖国智还是很欣喜地看到有一些球场开始作出了改变，比如西安亚建高尔夫球会就将草种换成了结缕草，成本一下子就可以降低很多。“北京以前也有球场用结缕草，但大家觉得颜色黄黄的，不好看，就都换成了好的草种。现在水价涨了，再不降低成本好多球场恐怕都得关门，我想他们可能会慢慢换回结缕草。”廖国智这几年赛事做得少了，在做球场管理顾问的过程中跟不少设计师和从业者讨论过，印证了“可持续高尔夫”的概念在大陆是完全可行的。 　　“政策的不支持对于中国的高尔夫来说是危机，但也是转机。在这个时候，应该有人将中国高尔夫的现状和远景做一个系统的整理，让政府了解高尔夫到底怎么回事。有影响力的人站出来为高尔夫行业说说话，而这些话中高协都不说，这是他们最应该做的事情。” 　　我还有梦 　　虽然从1990年之后就不再过职业球员的生活，廖国智到现在还一直保持着职业身份，1995年的第一届VOLVO中国公开赛就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当时已经有阵子没有站上过职业赛场的他，凭借时任中国高尔夫协会秘书长崔志强的外卡参加了这场在十三陵举行的比赛，竟然还晋了级，获得第二年继续参赛的资格。不过到了1996年的VOLVO中国公开赛之前，由于电视直播的球评突然缺席，廖国智帮忙“救火”去担任了球评，放弃了参加比赛，这使得1995年的那一场成为了他职业生涯最后一场常规赛。 　　如今的廖国智体重比打职业的时候胖了足足30斤，但他的球技还是能保持偶见七字头的水平。作为一名曾经的职业球员，廖国智对自己的球技还是有一定的要求，他总结自己最近球有所退步的原因是练习场去得太少：“对于打高尔夫的人来说，不管打得好不好自己得有个追求。” 　　廖国智在打球上给自己制定的新目标是成为一名Age Shooter，也就是能够打出跟年龄一样的杆数甚至更少，比如加里·普莱耶(Gary Player)63岁打63杆，山姆·史尼德66岁打66杆，在国外的常青比赛打出这种成绩都会有正式的或是非正式的记录，状态保持得好的职业球员在60－70岁确实有可能做得到。廖国智就曾经在老淡水球场亲眼见证“台湾高尔夫之父”陈金狮在75岁时打出75杆，这给了他不小的动力。 　　“我觉得我65岁时打65杆还有可能，因为我前几天还打过一次65。我还有六年就65了，六十五六杆这样的成绩对我来讲还比较有可能做得到，如果等到六十几岁真的打个六十几杆要好好庆祝一下。”廖国智说。 　　在廖国智看来，这是高尔夫人的一种追求和境界。“即使成为职业，还要继续加强练习的主要目的是增加稳定性。以前打比赛的时候，想做出右曲球或是左曲球都能打出来，现在的身体力量、柔韧性可能都差很多。不过偶尔还是能打出好球，说明不是做不到，而是差在练习上。” 　　即便已经成功地转换了跑道，廖国智的心中始终有一个不曾熄灭的职业梦。2005年，廖国智50岁，原本计划在2003年、2004年好好练习两年，然后去美国考常青巡回赛，再在职业赛场上奋斗个5－10年。而当时的廖国智由于在大陆做比赛事务繁忙，继续打职业的计划被全部打乱了。2006年，廖国智的誉智公司在台湾做了一场常青赛，他也积极地参与了三届，这场当年还只是在台湾举行的小型比赛后来成为欧巡赛的一站——富邦常青公开赛。 　　除了将职业球员的梦想延续，廖国智还打算尝试一些新的领域，比如球具研发与量身定制。廖国智在日本找到了一位可以用数学公式计算出挥杆时发力点位置的专家，还找到一种用于日本国防工业制造火箭外壳的碳素60材料，用来制作高尔夫球杆的杆身，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击球时的误差，而且符合USGA对职业赛中使用球杆的规定。球杆要量产成本太高，需要投资。所以目前廖国智还是打算先从量身定制开始做，根据球员提供的资料进行多项不同的测试，按照球员挥杆的习惯找到适合他的球杆弹性和杆身的反弹基点。 　　“我们要做的球杆成本高但价位不高，高尔夫球杆是暴利的，但我们不想做暴利的，只是想把市场做大，如果做成了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卡拉威、泰勒梅。先从小众做起，将来也可以推出大众化的产品。”廖国智的新想法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计划走向。 　　2014年6月6日，廖国智回了一趟台湾，参加孩子的毕业典礼。廖国智说：“现在孩子都大了，我想将来退休也不一定非回台北不可，我已经习惯了大陆的生活，现在回台湾竟然还会有点水土不服了。” 来源：《假日休闲报 高尔夫周刊》文／本刊记者 王晓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