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案例发生在上海，说得是卫明(化名)将高尔夫会籍转让给许亮(化名)，却被经营高尔夫球场的俱乐部告知：是否批准转让会籍的在于俱乐部，私下转让不被承认。不服“霸王条款”的卫明起诉到了法院。 　　卫明称，他购买了浦东一家高尔夫俱乐部的商务会员会籍。《商务会员权益》规定，会员不得退会，但可继承；且可有一次转让权益，转让费一次性收取2500美元。卫明与许亮签订协议，以1.3万美元的价格转让会籍。岂料，当他将有关资料递交给俱乐部，要求书面确认转让行为时，俱乐部却一直拒绝作出任何书面答复。 　　俱乐部辩称，去年一家集团公司接管了俱乐部，在清理会籍后，没有找到卫明支付会籍费的记录，但球会没有因此拒绝其使用球场。卫明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是俱乐部不批准转让会籍，但在《个人会籍转让申请》中写明了“本人理解会籍转让必须经会员理事会的批准”，意味着审批会籍转让是俱乐部的权利。 　　但法院认为，从字面理解，审批会籍转让的是“俱乐部理事会”，“俱乐部”和“俱乐部理事会”不是同一主体。其次，该《个人会籍转让申请》中的条款明显限制会员转让权益，却没有在《个人商务会员证购买协议》和《商务会员权益》中明确规定。再次，《个人会籍转让申请》是卫明申请会籍转让时由俱乐部提供的印制的申请表格，条款未经双方同意，所以该条款对卫明没有约束力，遂判决：俱乐部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购买会员证款1.1万美元。 　　这个案例表明，法院审理主要依据的是双方之间合法有效的章程《商务会员权益》和购买协议，这些文件构成了双方权利义务的书面体现并约束双方的行为。根据《商务会员权益》，会员的权益是可以转让的；由于《个人会籍转让申请》中的条款是事后为了转让会籍起草的申请，作为单方意见是不能约束会员的。因此，法院的判决是合法合理的。 　　因此，会员的转让申请得到了法律的支持。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该案例很大部分是依靠程序上的理由支持了会员的诉讼请求，换而言之，会员获胜主要是因为这次转让批准的是俱乐部本身，这已经违反了《商务会员权益》的规定，毕竟诚如判决所说，俱乐部和俱乐部理事会是不同的主体，因此，不由得让人联想——假如这次转让是经过了俱乐部理事会审查，那么结果将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