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高尔夫球的时候，一击失败你可以加击（mulligan）。你可以要求换个新球继续玩。

　　在我们的文化中，对于一段错误的生活，也允许要求第二次机会。你可以说，“当然，如果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那么再试一次。”

　　我们相信随时可以重新开始——也许事情总能做得更好——这一直都是美国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有时还是我们最大的长处。

　　但是，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习惯于第二击（而且不会受罚），这已成为一个全民的缺憾。

　　比尔•克林顿曾宣称,“我所信仰的上帝是可以给予第二次机会的上帝”。布什也应和说“美国是容许第二次机会的乐土” ， “当监狱大门打开时，面前的道路通向更美好的生活。”

　　我们生活在一个贪婪的时代，眼前的球场也显得杂乱无章，以至于我们再也不能准确的衡量球与球洞的距离。

　　在我们前所未有的财政援助和草率的政治反复中，无一不反映出当代的一种心态，即要求加击。毕竟，这是机会的国度，总会有更好的击球机会。

　　但是，但结果不过是效应的总和。在一场可以加击的比赛中，“标准杆（par）”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在政府代价高昂的干预中，“自由市场”又意味着什么？

　　我们必须记住，“自由”也意味着允许失败的自由。可是做到这一点是越来越难，因为我们好像无法忍受我们自己的错误。

　　尤其是对孩子们，极度的容许更改技术和过度追求表现让他们很容易卡在永不休止、循环反复的倒带中。

　　我们的以一年级小孩为例，他们用可擦的彩色蜡笔涂鸦，使用可以更正的标签纸，并且穿着防油污的衣服 。

　　对于八岁的视频游戏玩家而言，如果失败了可以按“重新开始”键。在女儿所在的中学里，拍照日之后就是重新拍照日；甚至，还有第二次的重新拍照日，或者交上12美元，买一个润色包，这样就可以抹掉那些不雅的青春期印迹。

　　在我任职的大学里，调课现象在上升——这些学生宁愿从一门学科中退出再去选读另外一门，也不会容受一个不尽人意的开始，或者冒得分不完美的风险。

　　职业高尔夫选手Lee Trevino曾经说过， “如果你玩五美元一洞的游戏而你口袋里只有两美元的时候，你才会感受到压力。”

　　我担心孩了们将继承这种困境。这是允许加击的遗留问题。

　　现在，我们要明白一击失败就要让组，学会把开局时的球打进洞。因为加击只能提供虚假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