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农民程春博作为中日合资球具厂的中方领导，想去一河之隔的北高测试球杆，居然被日方经理拦在门外，理由是北高只收外汇券。程春博受不了这个奇耻大辱，决定修建中国农民自己的球场。他把后半辈子都搭进去了，差点连命也搭上，终于换来两座中国一流的好球场。

农村穷小子 　　程春博是地道的农民，还是穷得叮当响的那种。他初中没毕业就赶上文化大革命，只能回家务农，平日经常连饭都吃不饱，偶尔改善一下生活，一口气能吃10碗面，加在一起足有4斤之多！到了20岁，程春博都不知道钱是什么样子。 　　不仅程春博穷，他所在的北京顺义县马坡镇也特别穷。穷到什么地步？程春博举了个例子：他骑着自行车从家去村委会开会，后架上夹着铺盖卷儿，短短20分钟的路程，铺盖卷能掉下来两三回。因为一路颠簸，整个村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 　　程春博人聪明，干活也不惜力气，21岁那年就成了村里的生产队长。全村一千多亩地，三百多户，政策不允许搞副业，程春博带领大家种粮食卖给国家换钱，然后再除以工分，大家分钱。程春博做事有条不紊，把全村的农业生产管理得井井有条。 　　正因为生产队长干得好，程春博破格提拔为马坡镇拖拉机站站长，管理全镇二十几个村的拖拉机和五十多名司机。那时候，拖拉机是紧俏货，司机也就成了土皇帝，到了各个村里没有烟酒伺候着，根本懒得干活，被惯得不像话。领导找程春博谈话，他心里也直犯嘀咕，知道烂摊子不好收拾，但是不管怎么样，先从种地的泥窝里爬出来吧。 　　上任后，程春博先把司机中的小团伙各个击破，表现最差的两个司机直接开除，这下大家都老实多了。程春博还采取了绩效考核的现代管理方式，即农忙的时候每个司机每天干的活都有数额标准，跟工资挂钩。在这个岗位上，程春博干了整5年，他的团队被评为顺义县优秀拖拉机站。他没法不努力，知道干不好就又要回到村里种地去了。 　　1982年，程春博32岁了，再次被委以重任，成为马坡镇木材厂的厂长。这是顺义地区最大的木材厂，在全北京也排得上号，有五、六百名职工。但当厂长绝不是什么美差，当时木材厂欠外债高达60多万元，濒临倒闭。底下的工人也对程春博的上任表示不服，认为他没技术又没关系。 　　马坡镇木材厂当时的业务是生产机器包装箱。为了搞活企业，程春博决定走多样化经营的道路，除了原有业务之外，还生产家具、门窗、活动板房和纤维板。另外，为了鼓舞员工的士气，他带领大家一起唱《国际歌》，说：“过去唱《国际歌》是为了打倒**派，现在是对付贫穷。” 　　马坡镇木材厂没用几年的时间就走出了困境，不但把60多万元的外债还清了，年产值达到400万元，工人的待遇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荣誉纷至沓来，程春博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88年到1993年），被评为全国优秀企业家、北京市劳动模范，他所在的党支部被评为全国先进党支部。 为争一口气 　　上个世纪80年代，木杆的杆头还是柿子木做的。日本制杆工艺举世闻名，但国内没有那么多柿子树，有一家球杆制造厂便想到中国来寻找合适的企业合资建厂。彼时，程春博也正在为马坡镇木材厂的多样化经营四处探路，于是在北京市外经委的牵头下，1986年马坡镇木材厂和日方合资成立了球具制造厂。 　　第一批球杆做好了，程春博也不知道中国柿子木制造出来的球杆到底行不行，就带着朋友去北京高尔夫球会试打，这是家由日本人建造、管理的球场。程春博上午去被赶出来了，理由是中国人打球要经过经理批准。程春博再三解释不是来打球的，只是想在练习场测试一下球杆，日本人根本不理会。中方经理正在开会，程春博也找不到可以沟通的人。下午程春博再去，刚在练习场打了一个球，日本人又来了，态度强硬地让他先交钱再打球，而且只收外汇券，不收人民币。一个农民能去哪里搞到外汇券？程春博跟中方经理联系也没有用，只能很尴尬地回去了。 　　家门口居然有不让中国人进去的地方？程春博气坏了，一下子想到了解放前“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当时去北高打球必须经过马坡镇的石子路和一座连接潮白河两岸的小桥。一怒之下，程春博让人用推土机把路断了。没过两天，北高就去市政府告状，市里派人来找程春博谈话，说：“人家是外资企业，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快把路恢复！” 　　路是复原了，可程春博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心想既然你北高在潮白河东岸，那我就在西岸修建中国人自己的球场。当时，全中国一共六家球场，五家是日本人建的，一家是香港人建的，他要做中国内地的No.1。 　　潮白河的河套上有大片空地荒滩，每年都会被雨水淹没，不适宜种庄稼，正好可以用来修建球场，还能美化环境。程春博将自己的想法向顺义县委书记汇报了，然后再一级级上报，最后报到北京市市长那里，终于得到了批准。 　　程春博自己没有钱建球场，但他最初也没把钱当多大的事儿。程春博找到顺义县县长和县委书记，让他们批条子，他自己拿着条子去顺义县某银行找行长借钱。行长不相信他能建成球场，这在全中国都没有先例，但是程春博有县领导的批条，行长又不敢拒绝。程春博好说歹说，银行同意给他放贷50万元。但银行又怕程春博贷款到期后还不了钱，就预先扣除了7万多元的利息，实际只给了他42万多元。程春博觉得木材厂的利润也可以用来贴补建球场，够用了。 　　程春博请不起也不认识专业的国外球场设计师，唯一认识的一个从事高尔夫行业的中国人就是北高的中方第一副总经理牛忠贤。1987年底，趁着乡政府组织的一次企业领导聚餐，程春博把牛忠贤拉到一边，悄悄说：“你是球场经理，我也想搞个球场，你能帮我吗？” 　　其实，牛忠贤也早就在琢磨建球场的事情，只是中高协不给他下批文，他无法去筹措资金。程春博的邀约，正中他的下怀，只是，牛忠贤的编制在国家体委。程春博通过市政府的关系，把牛忠贤从北高借调到马坡镇，并每年付给国家体委下属的中国体育服务公司1万元“租金”。 　　鉴于牛忠贤设计球场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有人质疑他的能力。他自信满满地说：“我没有金刚钻，就不揽瓷器活。虽然不是科班出生，但球场就是活生生的教科书啊，我是无师自通加刻苦钻研。” 　　启动资金有了，设计师到位了，球场开始了热火朝天地建设。但程春博对建设球场所需要的资金远远估计不足，才做完一个练习场和三个球道的粗造型，贷款就全部花光了。为了挣钱，程春博组织人去大庆拉油、去山西拉煤，运到北京来卖。但这点儿收入对建设球场来说无异于是杯水车薪。 　　有一天，程春博正在工地上忙乎，区领导带着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王宪来了。王宪是听说顺义有个农民在建高尔夫球场，特意来考察的。他说：“对，就得弄个中国人自己的球场出来！”同时，他还嘱咐程春博，潮白河河套上的这块地属于水利部门，以往每年下大雨都会被淹，让程春博给市水利局写个承诺书，如果将来洪水把球场冲垮，不会向国家索赔。 　　第二天，王宪又来了，还带来了北京市农业口七个局的局长，说：“程春博这个农民要修球场挺不容易的，你们一家出50万支持他。”虽然领导下了指示，但要拿到钱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那段日子，程春博白天在工地上干活，晚上就跑到市区去找农业口的局长。有的领导说：“春博啊，我们都50多岁的人了，拿出这些钱来很不容易，你可别拿我们的钱开玩笑，球场一定要建成。”程春博拍着胸脯表决心：“如果弄不成，我不活着见你们。” 　　这些钱最终都拿到了，但还是不够建球场。程春博特别感谢当时中国科技财务公司信贷部经理王晓岩，是他拨了2000万元的贷款，总算筹够了修建一个18洞球场的费用。 　　至于球场修建本身，程春博和牛忠贤一起摸着石头过河。遇到了难题，国内无人可以请教，程春博就带着摄像机去日本，把那里的球场状况详细地拍下来，回来再照猫画虎。他很喜欢日本球场的“三园”式设计理念，即把球场建成公园、植物园、动物园。直到现在，日本球场都是程春博的“老师”，他前后去过30多次日本。 　　从1988年到1990年，历经两年的时间，程春博的北京乡村高尔夫俱乐部第一个18洞在磕磕绊绊中建成了。1990年9月16日，在北京亚运会开幕前一个星期，尽管会所都没来得及装修，北京乡村高尔夫俱乐部还是举行了隆重的开业典礼。这是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亲自选定的日子。 　　程春博至今对开业的盛大场面记忆犹新。“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来了，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来了，北京市的领导全来了。日本来了一百多人的参观团，台湾也来了两个团。停车场停了一千多辆车，那时全顺义县都没几辆车啊。田纪云为球场剪彩，中高协第一任主席荣高棠致开幕词，主持人是当时最火的体育解说员宋世雄。国家把北京乡村当成了中国农民的名片。” 　　开业后，程春博立即开始建下一个9洞。还是那句话，“为争一口气”，程春博要把北京乡村建成全北京最大的球场。 　　牛忠贤帮北京乡村建成27个洞后就回到了国家体委。程春博没有再请设计师，而是亲自上阵，他怎么说，工人就怎么施工。就这样，北京乡村扩大到54洞球场，真的成了全北京最大的球场，从球洞上把北高远远甩在身后。 　　2010年，程春博请来格翰·马殊（GrahamMarsh）对北京乡村的A、C、E球场进行改造，这位澳洲著名的高尔夫设计大师感慨：“真没想到，你没学过设计，北京乡村以会所为中心，54个洞的布局如此合理，而且球场并不是一下子布局54个洞，是分批次建成的，不可思议啊！” 管理是个大难题 　　球场建好了，可还不到一年，程春博就遭受了第一次重大的打击。1991年8月5日，北京下了一整天的雨。第二天，又是大晴天。也就一个中午的时间，有9个洞的球道草全死光了，一颗都没剩。虽然程春博和他的草坪团队都是庄稼汉出身，但他们种地都是拔草，对种草并没有经验，都不知道早熟禾这种草是怎么死的。 　　当初之所以选择早熟禾，是因为这种草在寒冬不需要覆盖就能存活，也能耐夏季的干燥炎热。在中国北方，早熟禾每年的绿期差不多能达到9个月，12月枯黄，等到来年3月就又返青了。不过，早熟禾绝不是好伺候的草，尤其怕夏天雨后的暴晒。之后的七、八年，每到夏天北京乡村都会出现大面积草死亡。 　　那时程春博还请不起草坪专家，就拿出当生产队长的那股劲儿，和农民一起琢磨，一点点地做实验，重新种草。慢慢地，死的草越来越少。如今的夏天，北京乡村的果岭草和开球台的草都没问题，虽然球道还会出现死草，但已完全在可控之中了。 　　在研究早熟禾生长习性的同时，程春博发现中国结缕草其实更适合北方的球场。结缕草就是中国本土草，生命力顽强，长得坚硬又细密。球友都反映，站在结缕草上打球就好像踩在地毯上一样。唯一的问题是，结缕草每到10月就黄了，要到来年5月份才会变绿。也就是说，结缕草每年有一半的时间是黄的，球场看上去不漂亮。程春博也是渐渐才想明白，草绿不绿有什么关系，只要打起来舒服就行，他把北京乡村的其中27个洞改为结缕草。“将来我要把球道草都改成结缕草。” 　　员工的素质也让程春博头疼。“我请美国、澳洲的草坪专家来给员工上培训课。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就算自己花钱去国外留学都不一定能遇到这么好的老师，我现在请到家门口了。专家讲的草坪知识要跟本地实际情况相结合，因为北京跟国外的气候、土壤不一样，就球场这几千亩地，土壤成分还不一样呢。但是吧，干活这些人的素质跟专家差得太远了，他们不会举一反三，消化不了专家讲的知识。” 　　程春博面对的另一个大难题，就是河套挖得深一点就是水，过去连树都长不起来，球场被潮白河淹过。程春博把潮白河6米深处的淤泥挖上来垫高球道、果岭。还是不够高，他又把马坡镇的土坡用了几十辆工程车拉过来，整个球场有的地方垫高五、六十厘米，有的地方垫高两、三米，彻底摆脱了水淹的危险。而且，北京乡村的地下原本都是沙子，跟黄土掺和后，等于施了肥，草长得更好了。这个治理过程，程春博用了十多年。